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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濟與勸善:“慈善”本義的歷史考察

  • 作者:王衛平
  • 來源:光明日報
  • 發布日期:2019-0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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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善現已成為人們社會生活的一個重要內容。但是,迄今為止,無論是學界還是廣大民眾,對慈善的認知存在著不少偏差,大都強調人與人之間的物質幫助。如鄭功成、張奇林、許飛瓊著《中華慈善事業》指出:“從本質上講,慈善事業是一種救濟行為”;周秋光、曾桂林《中國慈善簡史》認為:“慈善是一種社會行為,是指在政府的倡導或幫助與扶持下,由民間的團體和個人自愿組織與開展活動,對社會中遇到災難或不幸的人,不求回報地實施救助的一種高尚無私的支持與奉獻行為。慈善實質上也是一種社會再分配的形式”;張文在《宋朝民間慈善活動研究》中提出,慈善是“社會自發地通過對社會財富的分配、再分配,對其他社會成員因各種原因導致的生活困難予以物質援助的社會安全機制”。實際上,考察慈善事業發生的歷史可知,慈善不僅是一種民間社會主導的生活救助行為,還是一種以勸人為善為宗旨的教化活動。

  現有研究表明,“慈善”一詞最早出現在公元3世紀前中期即三國、西晉時期的佛教經典中,意在表達“孝養、施舍、教化等諸種原始佛教的道德觀”(王文濤,2014)。說明在語源學意義上,“慈善”一詞在其產生時期即包括了物質救助與勸人為善的功能。

  盡管作為一個專門名詞“慈善”的出現較晚,但具有慈善性質的活動其實古已有之,應可追溯到原始社會時期。而慈善作為一種有組織、有規則、有一定規模的民間社會事業,大約出現于北宋時期。北宋皇祐元年(1049年)范仲淹創辦的蘇州范氏義莊救濟族人并惠及“鄉里、外姻、親戚”的行為,可以視為中國最早開展的慈善事業之一。范仲淹不僅設立義莊管理宗族公產、救助族眾,還確立《義莊規矩》,對救助對象、方法、數量等進行規定,表現出慈善事業的明顯特征。與此同時,范仲淹“又設義學以教,教養咸備”。義莊以養人,義學以教人,相輔相成。需要強調的是,南宋嘉定三年(1210年)范仲淹六世孫范良在《續定規矩》中補充規定:“諸房聞有不肖子弟因犯私罪聽贖者,罰本名月米一年;再犯者除籍,永不支米(奸盜、賭博、斗毆、陪涉及欺騙善良之類,若戶門不測者,非)。除籍之后,長惡不悛,為宗族鄉黨善良之害者,諸房具申文正位,當斟酌情理,控告官府,乞與移鄉,以為子弟玷辱門戶者之戒”。其中對受助族人提出明確的道德要求,體現出明顯的教化傾向。可見,從民間慈善事業產生的時候起,道德教化即成為其重要內容。

  學界普遍認為,明末清初在中國傳統慈善史上具有重要意義,因為“一直存續到民國年間的各種各樣的善會善堂幾乎都創始于明末清初”(夫馬進,1997);“明末的善會具有嶄新的社會性格”,“明末善會可說是一個前所未有的中國社會新現象”(梁其姿,1997)。其中“同善會是創立最早、對后世產生了極大影響的善會”。

  同善會最早出現于河南,而其盛行則在江南。江南地區的同善會中,以高攀龍等創立的無錫同善會和陳龍正等創立的嘉善同善會影響最大、最為典型。兩地的同善會都留下了章程規則,分別稱為《同善會規例》和《同善會會式》,后者由前者發展而來,大同小異。其中均有一則規定:受助人道德品質的好壞是該會是否予以救助的一個重要前提,所謂“助貧以勸善為主,先于孝子節婦之窮而無告者,次及貧老病苦之人公不收于養濟、私不肯為乞丐者”,至于那些“不孝不悌、賭博健訟、酗酒無賴及年力強壯、游手游食以至赤貧者,皆不濫助,以乖勸善之義”。而且同善會還明確規定,聚會之日須安排演講,“司講者用通俗言語,不煩文采,務使人人易曉,感動善心”。換句話說,進行道德說教是同善會聚會實施救助前的一個必要程序。從高攀龍、陳龍正等人的話語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同善會“勸人為善”的教化功能。無錫同善會成立之初的第一次演講即由高攀龍擔當。高攀龍明確指出:“這個同善會專一勸人為善,所以勸人為善者,且不要論善是決當為、惡是不當為的道理,中間極有大利害,不可不知。”在他的第三次講語中又說:“這同善會廣勸世人為善,凡來聽者,便是有善根的人,所以有善緣到此,便有善言入耳,切不可輕看過了這句好言語。一句善言,提醒了一點善心,便做了一世善人,豈但轉禍為福,正如起死回生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與高攀龍有師生之誼的陳龍正評價無錫同善會“名周貧人,實勸眾人,其事似小,其意侭遠”。嘉善同善會成立后,陳龍正先后九次擔任主講之責,其講語貫穿了“五倫書與孝順事實、為善陰騭”以及明太祖“圣諭六言”的思想,用通俗易懂的語言講述行善做人的道理。

  從此以后,在進行物質救濟的同時注重勸善成為中國慈善事業的一個傳統,也成為君臣紳民的一個共識。舉凡影響較大、成就顯著的慈善家大都在扶危濟困的同時,從不同的角度對民眾實行道德說教,以此達到拯救時世、改良社會、敦善風氣的目的。

  清代前期的蘇州彭氏是積善世家,于勸善行善方面不遺余力,其行善積德之效歷來為人稱道,認為“蘇郡世德,首推彭氏”。彭氏慈善不僅名著地方,更有全國性影響,如救助寡婦的“恤嫠會”即由彭氏首創,而后傳播各地。彭氏也撰有《元宰必讀書》《保富確言》《文昌玉局心懺》等多部善書,并以之作為教育子弟與學生的教材。著名學者游子安在《勸化金箴——清代善書研究》中評述:“彭氏自彭定求以后,世代誦讀及撰著善書,所編印的勸善文字內容是多方面的,舉凡勸孝、敬字、勸止溺女、戒斗、遏欲、戒殺、放生等都有涉及。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劉山英稱彭氏‘世代積德累仁,刊刻一切三教善書,廣行布送,因此世代顯宦’。酒井忠夫稱長洲彭氏家學,具有三教合一并信守善書的特色。”

  清代中期,出生于蘇州科宦世家的潘曾沂是江南地區最為著名的慈善家之一,因其一生致力于慈善而有“天下第一個大善人”“吳門第一善人”的美譽。而其慈善活動,既包括創義莊、行區田、平糶免租、施衣饋藥、建義塾、創善會、育棄嬰、養災民、鑿義井、興水利等內容,也有刊布善書、勸人為善的舉動。如他要求子弟每日誦讀《太上感應篇》一遍,明白行善積德、趨善避惡的道理,并撰有《勸濟溺說》一文,規勸消除民間的溺嬰之風,倡導官紳創建育嬰堂并身體力行。他認為明末蔡璉在揚州設立育嬰社、募眾協舉、察其養育情況而定賞罰的辦法“不獨恤孤,又可濟貧,免一時溺女之慘,興四方好善之心,其法最善”。為擴大影響,潘曾沂還委托好友彭蘊章將《勸濟溺說》攜入閩中,與其他勸濟溺文“匯而刊之,以廣勸戒”,在勸止溺嬰方面起到了顯著作用。

  余治是晚清最為著名的慈善家,“生平善事不勝書”。他“敦行善事,垂五十年,大江南北,無賢愚疏戚,目之曰余善人”。當其去世后,“蘇之人無識不識,咸大息曰:‘善人亡矣’”。在晚清史上,以力行慈善而得此評價的,恐怕只有余治一人。余治的慈善活動,涉及賑濟災民、救助難民、創辦或參與慈善團體活動等多個方面,而以創辦保嬰會影響最大、成效最為明顯。但是實際上,相較于賑災救難、創辦團體等善舉活動,余治重視勸善、力行勸善更為人們所稱道。其友人嚴辰曾經指出:“君(余治)平生以勸善為主,手著勸世文字不下數千篇,凡化導愚頑之法,幾于窮思極想,百出其奇。”同治《蘇州府志》在肯定潘曾沂、謝元慶、余治的善人角色時,還對他們在行善方面的特點有所揭示:“道光中以善人著聲遠近者,有吳縣潘曾沂、謝元慶,(余)治起稍后,意與潘、謝亦微異。潘意專在養,謝意重在養而兼以教,治意重在教而先以養”,并指出“其為教,條目甚詳,其尤重者,廣義塾,嚴規條,為蒙養之基;禁淫書、淫畫、淫戲,除蒙養之敵。其宣講鄉約,尤有實效”。

  王一亭是清末民初滬上著名的實業家、畫家,也是一位享譽遠近的慈善家。著名國學大師唐文治曾為其撰功德紀念碑,對他倍加推崇:“天地之所以長存,國家之所以永久者,善氣而已矣。……嘆善人不易見,吾于近世,得一人焉,曰王先生一亭”。王一亭以慈善為己任,1930年時,擔任不下二十個上海慈善團體的主持,以至于太虛大師稱“滬上之各善堂與諸慈濟事業,鮮有不藉長者以為之號召者”。王一亭極為重視善書的刊布流傳,把它作為慈善事業的重要內容,唐文治稱:“先生提倡道德教育,不遺余力。……喜繪《忠孝圖》《圣跡圖》《流民圖》,俱于世道人心,深有裨益”。1936年王一亭還作為《福壽寶藏》善書的鑒定人,并為之撰序說:“茲編所萃,間有余所未見者,要皆金玉良言、忠告善道,愿世人隨時檢閱注意探求。倘日手一編,必能收默化潛移之效。”

  由以上所述可見,中國傳統慈善事業極為重視勸善功能,勸人為善歷來是慈善事業的題中應有之義。進入近代以來,人們依然行善與勸善并重,致力于教養兼施,物質幫助與移風易俗、改造社會兩不偏廢。現代中國慈善事業的復興及其具體理念受到西方文化的一些影響,而中國歷史上的某些慈善傳統未受到應有的重視。一些人往往將慈善事業簡單地視為捐款捐物,僅僅限于對社會弱勢人群予以物質幫助,而其中應有的道德教化、勸人為善等功能未能得到很好的傳承與弘揚。深入研究中國古代的慈善文化,全面挖掘中國傳統慈善的內涵,充分發揮傳統慈善扶危濟困、改良社會、敦善風氣的功能,仍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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